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十位专家学者说了什么?| 智慧城市
作为世界级湾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是启动国家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引擎。那么,粤港澳之间如何利用各自优势互联互通,并贡献力量、带动湾区发展?大湾区各项政策如何构建和落地,各领域又该如何与创新经济相适应?
10月14日,在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和长平经济论坛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政策研讨会暨《粤港澳大湾区》新书发布”上,与会的多位专家就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使命、发展路径、政策资源、制度设计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认为,大数据等新经济内容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实现绿色发展;中国税务学会学委会副秘书长焦瑞进表示,在税收上既要根据大湾区发展重点来制定政策,也要在减税降负上向国际靠拢;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国土地区研究所副所长申兵建议,应该利用好“两制”和空间红利发展大湾区;腾讯社会研究中心总监王晓冰则表示,腾讯是借着改革开放春风成长起来的深圳企业,希望为大湾区的发展贡献智慧……
新动能助力大湾区
实现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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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宪春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最近我带领团队考察了六个省(市)18家企业,特别对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腾讯、大疆、比亚迪、顺丰、广汽等企业做了调研。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新经济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强。
新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也给统计带来了很大挑战。现行政府统计中,包括部分新经济的内容,但也有很多未被包括,比如腾讯提供的很多免费信息和服务、数据资产等。这些新经济内容在统计里虽未体现,但实际上已经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何捕捉、评估这些信息,使这些信息在政策的引导与推动下能够对经济发展有更好的促进作用?值得我们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高耗能、高污染。现阶段,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路径,而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利用新动能促发展。
其中,大数据在推动经济转型,促进绿色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通过整合资源和提供信息服务平台,提高决策水平和监管水平,实现提质增效、技术创新和环境治理,最后形成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美好环境。
以滴滴出行为例。通过大数据,他们把乘客和司机的信息匹配在一起,让乘客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找到司机,司机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找到乘客,实现了信息匹配,减少了能耗。同时,滴滴出行的大数据还可以为城市公共交通提供一系列决策参考,比如减少出租车的空驶率。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通过测算发现,2016年仅滴滴顺风车一项服务,与单独乘坐私家车相比,可减排二氧化碳29.08万吨、减排PM2.5颗粒物95.18 吨、节能15.07万吨标准煤、减少碳排放量约559.9万吨。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要正确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目标,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战略目标。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要深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现状,特别要找出广东和港澳之间的差距,找出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大湾区、东京大湾区在经济发展、政策制度上的差距,有针对性推进建设。同时,也要加强监督和指导,避免认识上的偏差,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能够符合中央制定的战略目标,朝正确方向发展。
腾讯对大湾区有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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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冰
腾讯社会研究中心总监
2017年两会期间,马化腾提出了《关于发挥协同创新优势,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湾区的建议》的议案。从那时起,腾讯就开始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组织学者进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首先应该解决人才流动问题,这是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关键。
怎么解决人才流动问题?首先需要配套税收政策。比如,个税方面,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能否形成统一的政策或制度来促进人才的流动?另外,制度层面需要去打破的东西也非常多。之前,北大周其仁教授曾提出,大湾区的核心是深圳和香港,那么深港两地到底能否形成化学反应?两地如何融为一体?这就要打破很多制度层面的东西。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周其仁教授提出了“煲汤论”,认为创新需要有一定的“密度”和“浓度”,要煲好一锅创新的汤,需要有足够的人才和良好的制度,让人才没有障碍的交流,才可能产生创新的思路。
相比其他地区,大湾区有一定的优势,经过40年改革开放,这里积累了完整的产业链。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现在的重点已不是存量优惠政策的分配,而要围绕大湾区的特点,通过试点探索政策性创新。
在这一过程中,以腾讯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将发挥重要作用。腾讯是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来的深圳企业,所以对大湾区有使命感。我们希望用自己的力量,集聚社会各方面资源,真正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贡献智慧。比如,大湾区建设中,要设计很多关键政策。在这方面,腾讯将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智库,我们希望以此和政府有更多互动。未来,我们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探讨各种政策的可能性,并推动一些政策在这里落地。
大湾区税收政策
可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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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瑞进
中国税务学会学委会副秘书长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既要避免以牺牲内陆经济发展为代价,也要防止政策引发避税和盲目乱发展,同时政策要注意港澳周边地区的平衡。比如,税收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三个税区。我们知道香港和澳门的关税税率非常低,那么在关税政策上,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能否执行这样的低关税政策?以此为试点,附近城市的港口能不能也执行这样的政策?另外,个税方面也是一样,能否也执行统一政策。这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考虑的事情。
另外,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长三角、京津冀或东北地区的模式不一样。因此,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优惠政策——吸引什么样的企业,怎样保护环境,如何利用好大数据,怎样促进贸易等等,我们所有的政策都应该围绕这些问题来考虑。
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在税收政策上要综合考虑,既要根据大湾区的发展重点来制定优惠政策,同时也要融合港澳发展,探索区内自由贸易港政策和个税非居民政策,先行先试减税降负向国际靠拢。另外,刚才提到了新经济和大数据,腾讯可以尝试通过先进技术手段,在大湾区涉税事项的互联网化和数字创新方面做出贡献。
利用“两制”和空间红利
发展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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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兵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国土地区研究所副所长
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长期化的背景下,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意义。在新一轮增长里,如果能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好,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向国际社会展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另外,也有助于大湾区更好地应对新一轮区域竞争。
我认为,未来大湾区建设工作需要利用好两个红利。首先是“两制”的红利,粤港澳大湾区涵盖三个关税区,涉及两种制度,跨越了法律行政管理的界限。港澳地区在全球来看营商环境非常好,税收制度有利于企业发展,大湾区建设可以此为契机向国际化营商制度靠近。
其次,要利用好大湾区空间比较广阔这一红利。大家谈到大湾区总想到深圳、广州、香港、澳门,实际上大湾区范围很大。从经济发展程度看,港澳是发达经济体,广深和珠海的人均GDP也超过2万美元,接近世界发达经济体水平。佛山、东莞等地人均GDP也超过1万美元,接近智利、阿根廷的水平。肇庆、江门等地人均GDP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我们可以均衡大湾区地区经济的发展,形成发展梯度,通过税收等政策,把广州、深圳一些原有的制造业在肇庆、江门等地留下来,在大湾区形成产业链比较完整的制造业基地,使产业链和价值链在更大的空间布局,这是大湾区下一步发展应该考虑的问题。
大湾区表明我国
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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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强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
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时,我觉得首先要明确对它的一些基本认识。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它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粤港澳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时,它也是一个著名湾区,目标是形成比肩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著名湾区。
同时,大湾区将全面推进内地与港澳的互利合作。因此,它也代表了中国最高开放水平的战略平台。下一步的重点是如何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形成制度合力,建设大湾区。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还表明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特征,中国对外开放1.0阶段以加工贸易为特征,2.0阶段则以传统贸易为主要内容,3.0阶段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现在是我国对外开放的4.0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制度创新与制度合作,主要表现为要素自由、标准对接、资质互认、民生合作、治理协同等。
就大湾区承担的各项制度功能来说,中央、粤港澳三地,以及其他各城市单元,关注点不同。中央更关注政治、社会层面的功能;粤港澳三个省级单位,更关注区域经济整体、内部的辐射带动等;而珠三角九个地市,更多关注自身的竞争力如何提升、产业如何布局、在区域竞争中如何胜出。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目标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
用动态视角
观察大湾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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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首先,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在体制与政策方面有一个共识,“就高不就低”。如何做到“就高不就低”?一方面要修改一些制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技术的发展有时候会倒逼制度变革。另外,大湾区建设在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也要发挥作用,应该在顺应市场,尊重市场的基础上推动创新。
我们还要随时观察大湾区未来发展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用动态眼光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为何这么说?因为,在经济上有时候我们期待出现的结果,80%会按照我们的预想来演变,但也有20%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比如,大家都说高铁可以带动本地发展,那么广深港高铁通车后,将来有没有可能在粤港澳地区出现这样的情况——香港更多的产业转移或集聚到深圳?我们要动态地去观察这个事情。
最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在最初阶段就应该考虑和更广大地区互动。比如,能不能带动广东地区的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珠三角地区经济起飞,但粤东西北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能否以及如何带动粤东西北甚至更广大地区的发展?需要仔细思考。
对标全球先进经验
建设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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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
应该用怎样的视野来观察粤港澳大湾区?从全球化历程来看,世界贸易格局和大湾区的发展是相伴的。现在,两者正从环太平洋进入环印度洋发展,而粤港澳大湾区恰恰是这两个贸易圈结合的重要战略空间。当然,与其他世界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质量及综合交通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湾区间的边界线使城市间的交流付出更多的成本。
按照交通方式和产业类型的对应关系,资源能源型产业运输成本占比高,以铁路和水路运输为主,资本密集产业希望产品能快速流通,高速公路主导综合运输,而信息型产业的诉求是全球范围信息与人的快速交换,对应的交通方式是航空和高铁主导的现代交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有这三类产业,需要以区位空间条件为基础,以现状产业布局为依托,以高效交通设施为引导,构建交通、产业、空间协调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
另外,以腾讯等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经济可以解决很多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如交通方式、支付方式的变革。中国最大的机遇是城市化,最大的挑战也是城市化。在这条道路上,我们需要彻底走出中国自然经济思维,思考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面临这个问题,湾区内的大中小城市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多举措实现大湾区
资金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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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建东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副总经理
今天,我想讲一下大湾区的跨境资金流动问题。大湾区涉及到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制度以及多种货币,资金管理比想象中复杂很多。
2017年,大湾区跨境流动资金规模达到4.6万亿元人民币。目前,该地区资金流动可通过进出口、服务贸易、分红付息、侨汇以及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等渠道直接在银行办理,对外投资需要发改委、商务部审批,企业借入外债从过去的审批制逐渐转向宏观审慎管理,对外贷款正在试点。
如何进一步实现大湾区资金自由流动?首先还是需要金融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和一体化。大湾区内银行层面目前有粤港和深港外币清算系统,以后可以进一步发挥银行间外币清算系统的作用,打通湾区银行之间的流通。企业层面,现在大湾区有票据联合结算系统,如果扩大推广该系统,也能提高湾区内资金的流动效应。另外,广东还设有外汇交易分中心,日后有需求可以在广东挂牌小币种货币交易,增加湾区的辐射力。此外,腾讯微信钱包在香港也实现了双向支付,未来还可以扩大到粤港澳地区社保的跨境缴费。
其次,应逐步扩大跨境资金融通渠道。未来,可增加多种跨境资金流动机制以及配套政策,扩大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还应该支持在保税区、保税仓、综合保税区、自贸区等海关特殊经济区开展期货、保税以及仓单金融创新,并发展离岸金融业务,试点离岸保险业务。
同时,大湾区的一体化建设不应该仅仅着眼于本地,更要着眼于和“一带一路”以及欧亚铁路沿线实现一体化。港澳在金融、法律、会计等现代服务业方面有很多优势,大湾区在整体上同样可以借助这些优势,积极投身到“一带一路”建设中。
最后,如果要在跨境资金流动方面进一步采取便利化措施,还要提升跨境资金流的管理水平,尤其是通过互联互通三地各部门业务系统,用大数据等手段提高跨境资金流动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大湾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和全面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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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斌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智库主任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要实现包容性增长。目前,这个地区已形成最大的电子产业集群,产业链供应链配套齐全,区域内大部分城市已经步入中高收入。下一步在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技术将发挥重要作用。将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实体经济的应用结合起来,可能是粤港澳地区未来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在这方面,腾讯等粤港澳大湾区内的科技企业将发挥重要作用。
林永青
价值中国新经济智库CEO
我认为,市场化和国际化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至关重要。与世界级湾区相比,目前大湾区国际化相对滞后,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需要更多国际化人才。下一步,大湾区要完善国际人才的子女教育、居住环境等方面,增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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